上文中，我们谈到了，复杂的文化差异，是耶鲁-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终结的原因之一。今天我们看看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。

杨看到他的母校这么快就关门了，感到很难过，并且担心LGBTQ+学生的未来。

他说：“这项宣布让我非常担心，未来是否还会有一个对相关学生友好的校园环境，不得而知。”

杨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学院获得LLM学位的富布赖特学者。 

他说：“我有点担心，当我们在耶鲁国立大学谈论性别问题时，可能会有一种说法认为耶鲁解放了我们。事实并非如此。”“是这里的学生引领了为非二元性别身份创造一个更安全、更开放的空间的议程。这不是一个‘西方拯救了东南亚’的局面。学生们推动了这一进程，耶鲁-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层支持他们。”

据说这所新学院不打算提供性别中立的住房，杨说这是困扰他的部分原因。

“我们不知道这个新机构会有多大的自主权，”他说，“随着耶鲁大学的离开，这所新学院还会继续这样吗？目前还不清楚这所新学院是否会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性，特别是对非二元性别学生。”

不过，他对新学院的下一步工作抱有一些希望。

Bryan Penprase博士承认，合并的原因可能仍然不清楚。Bryan Penprase博士是耶鲁-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创始教员，现在是索卡大学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。但他警告说，不要将这一决定视为新加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。

Penprase说：“我认为许多美国人会将其归结于限制学术自由的险恶动机。”“我不同意这一点，因为它将真实情况过于简化了。但这肯定是一个损失。任何机构最终都不仅仅是一堆课程和教员队伍。这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，一套关系。所有这些都在被打破。”

迈阿密大学教育、健康和社会学院院长Jason Lane博士说：“有人怀疑耶鲁培养了一群自由思想家，而新加坡不喜欢这样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”

他还说：“至少有一种前瞻性的努力，但归根结底，这些合作关系是一种教育模式的商业交易。它们要么赚更多的钱来补贴政府，要么就没有。”

未被满足的经济目标

根据Chye的声明，耶鲁-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财务状况是决定解散该协议的一个因素，但不是主要因素。新加坡政府多年来确实一直在资助耶鲁-新加坡国立大学，那里的学费是规模更大的国立大学的两倍。耶鲁国立大学的师生比例为1:8。在新加坡国立大学，这一比例是大约1:16。耶鲁-新加坡国立大学也一直没有达到筹款目标，只达到了3亿美元目标的不到四分之一。

“我们不知道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” Lane说。“我们确实知道，许多政府投资于这些校区，认为它们可以很快地自负盈亏。许多分校之所以关闭，是因为它们没有达到财务预期目标。它们没有带来足够的学费收入，或者政府补贴该校的资金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。”

参考文章：

https://www.diverseeducation.com/international/article/15281037/what-lies-ahead-for-usasia-higher-education-partnerships-its-complicated

撰稿：Ivy